邓小平的语言机锋，就像一颗子弹那么有力，没有空话

1979年1月，在《中美建交公报》发表后不久，为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，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，应邀穿洋过海飞往美国访问。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正式访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。邓小平率团访美期间，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热情设家宴招待了邓小平。宴会开始后，觥筹交错，笑语声声。酣畅耳热之际，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高见，说：“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其他所有国家。”对这样一番涉及民族自尊的不得体的议论，邓小平反应很快，不置可否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：“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在东亚，中国的饭菜最好；在欧洲，法国的饭菜最好。”邓小平这个回答可以说妙不可言，一语双关，既符合宴会的氛围，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尊严，自然无人能够反对。更重要的是化紧张为缓和，避免了因小失大。而在座的人却领略到了邓小平这位伟人的智慧和幽默！

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一样，邓小平也是一位语言大师。有人说邓小平讲话，就像一颗子弹那样有力，直中目标，不多讲，但讲一句算一句，没有空话。邓小平的诸多言论，或通俗易懂、言简意赅，或风趣幽默、绵里藏针，既展现了高超的表达艺术，也承载着丰富的思想哲理与情感智慧，正如马克思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一文中所言，“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”。

言简意赅：“跟着走”“吃苦”“合格”“等待”“忍耐”

邓小平小女儿毛毛（邓榕）为写作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，曾问道：“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？”邓小平答了三个字：“跟着走。”当问起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？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：“吃苦。”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邓小平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、一二九师政委等职，他和师长刘伯承精诚合作，一起深入华北敌后，在太岳、太行山区创立抗日根据地，捷报频传，打出了“刘邓”大军的威名。对于自己的功绩，邓小平仅用“合格”一词轻描淡写。周恩来曾评价说，小平同志“举重若轻”，伯承同志“举轻若重”，他还表示，虽然自己喜欢“举重若轻”，但难以做到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邓小平一度被撤销一切职务，只保留党籍，1969年10月，又被下放到江西省。1973年2月，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返回北京，毛泽东一见他开口就问：“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？”邓小平的回答简约而不简单：“等待。”据一起在江西生活的邓榕回忆，在3年多的“等待”岁月里，除在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外，邓小平“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，围着住处转40圈，父亲一圈一圈地走着，走得很快，边走边思索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家人知道父亲散步时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，以及回京之后要做些什么”。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《邓小平时代》一书中作了更细致的分析，他认为落难期间的邓小平，不但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，还可以思考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，如何实现由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，等等。历经“三落三起”后，有人问过邓小平最终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？他的回答依然言简意赅：“忍耐。”

邓小平的语言，往往简洁明快、干净利索、绝不拖泥带水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一些人最初对开滦煤矿实行按劳分配、效率优先制度有所非议。1978年9月，邓小平视察开滦煤矿时，被问及“可否给夜班工人发点奖金、井下班长实行岗位津贴”，邓小平当即拍板：“可以。”他谈世界问题，用“东西南北”四个字就概括了：“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，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，一个和平问题，一个是发展问题，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，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，概括起来，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，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。”这一论断曾被人称为是“对世界形势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”。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，面对世界各国媒体记者，当他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含笑握手之际，邓小平表示：“这是两国人民在握手。”这与7年前尼克松访华会见周恩来时感言“跨越太平洋的握手”颇异曲同工。

◆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，斩钉截铁地指出：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苏联和东欧发生政治巨变后，针对社会主义阵营易帜解体的动荡局面，邓小平审时度势、高屋建瓴地提出：冷静观察、稳住阵脚、沉着应付、韬光养晦、善于守拙、决不当头、有所作为。这种并列式简短句式，掷地有声，针对性强，犹如一颗“定心丸”。1989年底开始，邓小平经常使用的一句口头禅便是“不管东欧和苏联发生什么”，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。此外，从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，“三步走”、“翻两番”，“四项基本原则”，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……这些经典论述同样早已传遍神州大地，为人所耳熟能详。

邓小平简练的语言风格，与其长期的军旅生涯不无关系。创办经济特区的时候，他号召大家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！邓小平的文件批示，也比较频繁地使用“不可拖延”、“拖不是办法”这类词句。这与战争环境中要求迅速决策，指示用词精准、简明扼要、不产生歧义等颇为类似。

幽默乐观：“这也属于知识产权问题啊，我是四川人，要你们赔偿呀”

1952年7月初，邓小平在参加了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庆祝典礼后，与家人离开了重庆准备赴京。这次离渝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，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。在从重庆回北京的飞机上，子女问他：“在重庆大家叫你首长，到北京叫什么？”邓小平答道：“在重庆叫首长（手掌），到北京叫脚掌。”　而当自己带着家人到地方视察或休息时，邓小平有时便戏称：我这次来，可是带来了一群“蝗虫”啊！

1957年1月，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作报告。“过去，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，屁股坐不住，讲怪话；‘不怕飞机加大炮，就怕政委作报告。’今天，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，你们怕不怕呀？”这一诙谐的开场白，激起全场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。

廖承志外甥女陈香梅嫁给了飞虎队司令、美国人陈纳德，她后来受美国总统里根委派出访北京。1981年大年初一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陈香梅与廖承志夫妇。邓小平一进来，就微笑着说：“我要和‘肥仔’的亲戚谈谈。”邓小平与廖承志是多年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，他广东味十足地称廖承志为“肥仔”，令人倍感亲切。言谈中，邓小平不断抽烟，廖承志经不住“诱惑”，终于伸手向邓小平要烟抽。邓小平于是笑着对陈香梅说：“你的舅父有气管炎，你可晓得？”看到陈香梅有点疑惑，邓小平接着用手指了指廖承志夫人经普椿：“妻管严，一天只分配3根烟，不准多抽。他又来向我要烟了。你看，他的烟瘾和我差不多。不过，我没有人管，每天3包。”众人一听都乐了。

1988年1月，邓小平接见了48岁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。后来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担任翻译。会见刚开始，傅莹一不小心把邓小平的年龄84岁错译成了48岁。邓小平被告知翻译有误时，并不以为意，愉快地说：“好呀，我有返老还童术，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。”外宾闻此也报以微笑。

◆1988年1月20日，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时说：“我今年八十四岁，该退休了。”翻译误将“八十四岁”译成“四十八岁”，引得宾主一阵欢笑。

20世纪90年代“南方谈话”期间，有一次，邓小平在深圳植物园参观时，见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竹子。在场有人说，这里的竹子是从成都“弄”来的。邓小平于是开玩笑：“这也属于知识产权问题啊，我是四川人，要你们赔偿呀。”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。邓小平此言另有深意，他这也在暗示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，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，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值得引起重视。

保持乐观精神无疑是邓小平走出人生逆境的智慧。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，邓小平的回答是“乐观主义”四个字，他还说过“天塌下来不要紧，有高个子顶着”。“文革”期间面对“四人帮”迫害，邓小平同样淡定：“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，死猪不怕滚水烫。”访美期间，邓小平在卡特总统设的国宴上谈笑风生。当奥斯卡影后雪莉·麦克莱恩对他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表示兴趣时，邓小平笑言：“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，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。”

绵里藏针：“坦率地讲，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”

1957年，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，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。在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谈时，毛泽东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评价：“这个人政治性强，思圆行方；既有原则性，又有高度的灵活性；柔中有刚，绵里藏针。很有发展前途。”赫鲁晓夫苦笑道：“是啊，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，不好打交道。他观察问题很敏锐……”赫鲁晓夫收住嘴，做了个手势，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。邓小平此前就与刘少奇等人几次访问过苏联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等做法并不认同。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的回答也笑了，竖起一根手指强调说：“今后他到这里来，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；你们怎么对待我，就怎么对待他。”

20世纪60年代，中苏关系一波三折，邓小平又多次赴苏交涉，不时与赫鲁晓夫交锋。1960年9月，在克里姆林宫的欢迎宴会上，赫鲁晓夫火药味十足地说道：“邓小平同志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，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，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。”赫鲁晓夫声东击西，借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共不听苏共指挥。邓小平当仁不让：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，但能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，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，不应该随便向人家施压，你们是老大哥嘛！”赫鲁晓夫一时语塞。情急之下，赫鲁晓夫又刻意挑衅：“邓小平同志，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。”对此，邓小平义正词严：“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。”“你们开始拥护我们，后来又反对我们。”“拥护什么？反对什么？这个问题要说清哟。反对个人迷信，我们过去拥护，现在仍然坚持。……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，受害也最深。……要批判，但不能全盘否定，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。”米高扬等其他苏共领导人见此情形，赶忙以劝酒为名出来圆场。

为顺利收回香港，中英双方曾进行过数十次艰难谈判。1982年9月24日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素有“铁娘子”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。撒切尔夫人此行颇踌躇满志，3个月前，英国在争夺马岛（阿根廷称“马尔维纳斯群岛”）控制权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。会谈一开始，“铁娘子”打出了早已准备好的“主权牌”：“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，白纸黑字写在那里，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这一事实。既然这些条约仍然存在，那么就必须得到遵守。如果中国收回香港，就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，破坏香港的繁荣。”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反驳道：“香港是中国的领土，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！”他随后进一步申明：“关于主权问题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。坦率地讲，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。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应该明确肯定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……现在，当然不是今天，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，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。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，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时间了。”“如果中国在1997年，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，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，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。如果不收回，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，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！”几个回合下来，撒切尔夫人表示将认真考虑邓小平的讲话。会谈结束后，撒切尔夫人“落寞地从门口走出，脸色凝重”。在走下人民大会堂石阶时，她一不留神，高跟鞋与石阶相绊，身体前倾栽倒在地，皮鞋、手袋也被摔到了一边。这一场景迅速被世界多国媒体捕捉、转播。

对于大是大非的问题，邓小平历来宁折不弯，在个人崇拜如火如荼的“文革”年代，他甚至敢对毛泽东说“不”。“文革”后期，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，希望作出总体肯定“文革”的决议，“三七开，七分成绩，三分错误”。邓小平却委婉地表示：“我是桃花源中人，‘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’，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”。从字面上看，邓小平此言似乎在表示：自己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了7年，作为一个置身运动之外的人，没有资格来主持写这个决议。但不难看出，邓小平实际并不认同毛泽东对“文革”的肯定。在一定程度上，他这种不妥协的态度，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“批邓”。此后，邓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。“文革”十年浩劫，“是严重的、全局性的错误”，这一观点，邓小平在领导和主持制定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前后，都有明确表态。

切中时弊：“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，多做少说”

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这是邓小平语言特色的根本。邓小平在同中央相关负责人谈话时曾坦言：“大跃进”，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，我们不发热？刘少奇同志、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，陈云同志没有说话。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，不要造成一种印象，别的人都正确，只有一个人犯错误。这不符合事实。中央犯错误，不是一个人负责，是集体负责。

邓小平诸多论述，往往也有感而发，切中时弊。他一度用“肿、散、骄、奢、惰”五个关键词概括军队中存在的问题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有人对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”的提法表示疑问，邓小平则反问：“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？”

“文革”结束后复出没多久，邓小平在同胡乔木、于光远、邓力群谈话时表示：“两个凡是”不行。形而上学多了，害死人。有一种风气，不采取老实态度，就是吹。这不行。改革开放前夕，邓小平访问日本，针对一些人不承认我国落后的虚荣思想，他明确表示：“长得很丑，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，那是不行的。”对于各项整顿工作开展、正常社会秩序恢复，邓小平也是言辞激烈：搞四个现代化，是我们发了誓的雄心壮志，耽误不得。现在有很多60岁的老虎屁股，40岁的老虎屁股，20岁的老虎屁股，该摸的都得摸，一万张大字报都不怕。

在“南方讲话”中，邓小平对时弊看得很透彻：“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形式主义多。电视一打开，尽是会议，会议多，文章太长，讲话也太长，而且内容重复，新的语言并不很多。重复的话要讲，但要精简。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。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，多做少说。”邓小平还以自己为周恩来起草四届人大报告为例，现身说法：“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，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，我完成了任务。五千字不也是很管用吗？”

对于腐败问题，邓小平多次告诫：“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，不坚决刹住这股风，那么，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‘改变面貌’的问题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”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：“中国要出问题，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。”

情真意切：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，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”

邓小平选词造句，有时也善于古为今用。《诗经》中有“民亦劳止，讫可小康，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”的记载，在《礼记》中，“小康”成为仅次于“大同”的理想社会模式。1979年12月，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，较早使用了“小康”一词。在回答外宾“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意味着什么”时，邓小平说：“到20世纪末，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1000美元，算是小康水平。”此后，邓小平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“经过20年的时间达到小康水平”这一目标。

虽然没有写过纯粹的哲学长篇大论，但邓小平诸多言论同样充满哲理。“发展是硬道理”，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，“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”……这些论断无不闪烁着唯物论、辩证法等思想光芒。“一国两制”的提出，也可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。

◆1978年邓小平访日，在记者招待会上，诙谐雄辩，语惊四座。

邓小平的儿子曾说过：“他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有力。”有时候，“沉默”也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。美国知名作家、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：邓小平有一次被要求连写两三份检查，但指控者仍不满意，邓小平坚称说的都是实话，没有别的可说了。说罢，他“把腰杆一挺，直直地站在那里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”。邓小平此举，大有“任凭风吹雨打，我自岿然不动”的气概。

邓小平语言魅力更在于其情真意切。邓小平在1989年表示，“退休以后，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，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，可以上街走走，到处去参观一下”。常陪邓小平打桥牌的围棋高手聂卫平曾获封“棋圣”称号，邓小平看了证书后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圣人不好当啊！”谈到人生评价，他说，“我自己能够‘四六开’就不错了”。邓小平还表示：“希望能到香港走一走、看一看”，“凡是中华民族子孙，都希望中国能统一”，“我的生命是属于党、属于国家的”……在2013年修订出版的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（战争年代、“文革”岁月）图书封底上，有邓小平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，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”这正是这位饱经沧桑、力挽狂澜的历史老人的本真写照。

编辑｜侯梦玮

责编｜陈彦如

编审｜项东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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