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1979年1月,在《中美建交公报》发表后不久,为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,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,应邀穿洋过海飞往美国访问。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正式访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。邓小平率团访美期间,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热情设家宴招待了邓小平。宴会开始后,觥筹交错,笑语声声。酣畅耳热之际,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高见,说:“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其他所有国家。”对这样一番涉及民族自尊的不得体的议论,邓小平反应很快,不置可否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:“我们可以这样说,在东亚,中国的饭菜最好;在欧洲,法国的饭菜最好。”邓小平这个回答可以说妙不可言,一语双关,既符合宴会的氛围,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尊严,自然无人能够反对。更重要的是化紧张为缓和,避免了因小失大。而在座的人却领略到了邓小平这位伟人的智慧和幽默!
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一样,邓小平也是一位语言大师。有人说邓小平讲话,就像一颗子弹那样有力,直中目标,不多讲,但讲一句算一句,没有空话。邓小平的诸多言论,或通俗易懂、言简意赅,或风趣幽默、绵里藏针,既展现了高超的表达艺术,也承载着丰富的思想哲理与情感智慧,正如马克思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一文中所言,“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”。
言简意赅:“跟着走”“吃苦”“合格”“等待”“忍耐”
邓小平小女儿毛毛(邓榕)为写作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,曾问道:“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?”邓小平答了三个字:“跟着走。”当问起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?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:“吃苦。”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,邓小平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、一二九师政委等职,他和师长刘伯承精诚合作,一起深入华北敌后,在太岳、太行山区创立抗日根据地,捷报频传,打出了“刘邓”大军的威名。对于自己的功绩,邓小平仅用“合格”一词轻描淡写。周恩来曾评价说,小平同志“举重若轻”,伯承同志“举轻若重”,他还表示,虽然自己喜欢“举重若轻”,但难以做到。
“文革”期间,邓小平一度被撤销一切职务,只保留党籍,1969年10月,又被下放到江西省。1973年2月,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返回北京,毛泽东一见他开口就问:“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?”邓小平的回答简约而不简单:“等待。”据一起在江西生活的邓榕回忆,在3年多的“等待”岁月里,除在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外,邓小平“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,围着住处转40圈,父亲一圈一圈地走着,走得很快,边走边思索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家人知道父亲散步时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,以及回京之后要做些什么”。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《邓小平时代》一书中作了更细致的分析,他认为落难期间的邓小平,不但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,还可以思考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,如何实现由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,等等。历经“三落三起”后,有人问过邓小平最终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?他的回答依然言简意赅:“忍耐。”
邓小平的语言,往往简洁明快、干净利索、绝不拖泥带水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,一些人最初对开滦煤矿实行按劳分配、效率优先制度有所非议。1978年9月,邓小平视察开滦煤矿时,被问及“可否给夜班工人发点奖金、井下班长实行岗位津贴”,邓小平当即拍板:“可以。”他谈世界问题,用“东西南北”四个字就概括了:“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,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,一个和平问题,一个是发展问题,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,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,概括起来,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,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。”这一论断曾被人称为是“对世界形势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”。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,面对世界各国媒体记者,当他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含笑握手之际,邓小平表示:“这是两国人民在握手。”这与7年前尼克松访华会见周恩来时感言“跨越太平洋的握手”颇异曲同工。

◆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,斩钉截铁地指出: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。
20世纪80年代末,苏联和东欧发生政治巨变后,针对社会主义阵营易帜解体的动荡局面,邓小平审时度势、高屋建瓴地提出:冷静观察、稳住阵脚、沉着应付、韬光养晦、善于守拙、决不当头、有所作为。这种并列式简短句式,掷地有声,针对性强,犹如一颗“定心丸”。1989年底开始,邓小平经常使用的一句口头禅便是“不管东欧和苏联发生什么”,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。此外,从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,“三步走”、“翻两番”,“四项基本原则”,“一个中心,两个基本点”……这些经典论述同样早已传遍神州大地,为人所耳熟能详。
邓小平简练的语言风格,与其长期的军旅生涯不无关系。创办经济特区的时候,他号召大家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!邓小平的文件批示,也比较频繁地使用“不可拖延”、“拖不是办法”这类词句。这与战争环境中要求迅速决策,指示用词精准、简明扼要、不产生歧义等颇为类似。
幽默乐观:“这也属于知识产权问题啊,我是四川人,要你们赔偿呀”
1952年7月初,邓小平在参加了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庆祝典礼后,与家人离开了重庆准备赴京。这次离渝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,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,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。在从重庆回北京的飞机上,子女问他:“在重庆大家叫你首长,到北京叫什么?”邓小平答道:“在重庆叫首长(手掌),到北京叫脚掌。” 而当自己带着家人到地方视察或休息时,邓小平有时便戏称:我这次来,可是带来了一群“蝗虫”啊!
1957年1月,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作报告。“过去,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,屁股坐不住,讲怪话;‘不怕飞机加大炮,就怕政委作报告。’今天,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,你们怕不怕呀?”这一诙谐的开场白,激起全场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。
廖承志外甥女陈香梅嫁给了飞虎队司令、美国人陈纳德,她后来受美国总统里根委派出访北京。1981年大年初一,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陈香梅与廖承志夫妇。邓小平一进来,就微笑着说:“我要和‘肥仔’的亲戚谈谈。”邓小平与廖承志是多年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,他广东味十足地称廖承志为“肥仔”,令人倍感亲切。言谈中,邓小平不断抽烟,廖承志经不住“诱惑”,终于伸手向邓小平要烟抽。邓小平于是笑着对陈香梅说:“你的舅父有气管炎,你可晓得?”看到陈香梅有点疑惑,邓小平接着用手指了指廖承志夫人经普椿:“妻管严,一天只分配3根烟,不准多抽。他又来向我要烟了。你看,他的烟瘾和我差不多。不过,我没有人管,每天3包。”众人一听都乐了。
1988年1月,邓小平接见了48岁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。后来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担任翻译。会见刚开始,傅莹一不小心把邓小平的年龄84岁错译成了48岁。邓小平被告知翻译有误时,并不以为意,愉快地说:“好呀,我有返老还童术,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。”外宾闻此也报以微笑。

◆1988年1月20日,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时说:“我今年八十四岁,该退休了。”翻译误将“八十四岁”译成“四十八岁”,引得宾主一阵欢笑。
20世纪90年代“南方谈话”期间,有一次,邓小平在深圳植物园参观时,见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竹子。在场有人说,这里的竹子是从成都“弄”来的。邓小平于是开玩笑:“这也属于知识产权问题啊,我是四川人,要你们赔偿呀。”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。邓小平此言另有深意,他这也在暗示,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,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,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值得引起重视。
保持乐观精神无疑是邓小平走出人生逆境的智慧。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,邓小平的回答是“乐观主义”四个字,他还说过“天塌下来不要紧,有高个子顶着”。“文革”期间面对“四人帮”迫害,邓小平同样淡定:“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,死猪不怕滚水烫。”访美期间,邓小平在卡特总统设的国宴上谈笑风生。当奥斯卡影后雪莉·麦克莱恩对他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表示兴趣时,邓小平笑言:“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,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。”
绵里藏针:“坦率地讲,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”
1957年,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,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。在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谈时,毛泽东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评价:“这个人政治性强,思圆行方;既有原则性,又有高度的灵活性;柔中有刚,绵里藏针。很有发展前途。”赫鲁晓夫苦笑道:“是啊,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,不好打交道。他观察问题很敏锐……”赫鲁晓夫收住嘴,做了个手势,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。邓小平此前就与刘少奇等人几次访问过苏联,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等做法并不认同。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的回答也笑了,竖起一根手指强调说:“今后他到这里来,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;你们怎么对待我,就怎么对待他。”
20世纪60年代,中苏关系一波三折,邓小平又多次赴苏交涉,不时与赫鲁晓夫交锋。1960年9月,在克里姆林宫的欢迎宴会上,赫鲁晓夫火药味十足地说道:“邓小平同志,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,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,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。”赫鲁晓夫声东击西,借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共不听苏共指挥。邓小平当仁不让: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,但能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,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,不应该随便向人家施压,你们是老大哥嘛!”赫鲁晓夫一时语塞。情急之下,赫鲁晓夫又刻意挑衅:“邓小平同志,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。”对此,邓小平义正词严:“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。”“你们开始拥护我们,后来又反对我们。”“拥护什么?反对什么?这个问题要说清哟。反对个人迷信,我们过去拥护,现在仍然坚持。……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,受害也最深。……要批判,但不能全盘否定,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。”米高扬等其他苏共领导人见此情形,赶忙以劝酒为名出来圆场。
为顺利收回香港,中英双方曾进行过数十次艰难谈判。1982年9月24日,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素有“铁娘子”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。撒切尔夫人此行颇踌躇满志,3个月前,英国在争夺马岛(阿根廷称“马尔维纳斯群岛”)控制权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。会谈一开始,“铁娘子”打出了早已准备好的“主权牌”:“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,白纸黑字写在那里,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这一事实。既然这些条约仍然存在,那么就必须得到遵守。如果中国收回香港,就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,破坏香港的繁荣。”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反驳道:“香港是中国的领土,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!”他随后进一步申明:“关于主权问题,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。坦率地讲,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。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,应该明确肯定: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……现在,当然不是今天,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,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。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,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时间了。”“如果中国在1997年,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,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,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。如果不收回,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,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!”几个回合下来,撒切尔夫人表示将认真考虑邓小平的讲话。会谈结束后,撒切尔夫人“落寞地从门口走出,脸色凝重”。在走下人民大会堂石阶时,她一不留神,高跟鞋与石阶相绊,身体前倾栽倒在地,皮鞋、手袋也被摔到了一边。这一场景迅速被世界多国媒体捕捉、转播。
对于大是大非的问题,邓小平历来宁折不弯,在个人崇拜如火如荼的“文革”年代,他甚至敢对毛泽东说“不”。“文革”后期,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,希望作出总体肯定“文革”的决议,“三七开,七分成绩,三分错误”。邓小平却委婉地表示:“我是桃花源中人,‘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’,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”。从字面上看,邓小平此言似乎在表示:自己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了7年,作为一个置身运动之外的人,没有资格来主持写这个决议。但不难看出,邓小平实际并不认同毛泽东对“文革”的肯定。在一定程度上,他这种不妥协的态度,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“批邓”。此后,邓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。“文革”十年浩劫,“是严重的、全局性的错误”,这一观点,邓小平在领导和主持制定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前后,都有明确表态。
切中时弊:“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,多做少说”
坚持实事求是原则,这是邓小平语言特色的根本。邓小平在同中央相关负责人谈话时曾坦言:“大跃进”,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,我们不发热?刘少奇同志、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,陈云同志没有说话。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,不要造成一种印象,别的人都正确,只有一个人犯错误。这不符合事实。中央犯错误,不是一个人负责,是集体负责。
邓小平诸多论述,往往也有感而发,切中时弊。他一度用“肿、散、骄、奢、惰”五个关键词概括军队中存在的问题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有人对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”的提法表示疑问,邓小平则反问:“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?”
“文革”结束后复出没多久,邓小平在同胡乔木、于光远、邓力群谈话时表示:“两个凡是”不行。形而上学多了,害死人。有一种风气,不采取老实态度,就是吹。这不行。改革开放前夕,邓小平访问日本,针对一些人不承认我国落后的虚荣思想,他明确表示:“长得很丑,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,那是不行的。”对于各项整顿工作开展、正常社会秩序恢复,邓小平也是言辞激烈:搞四个现代化,是我们发了誓的雄心壮志,耽误不得。现在有很多60岁的老虎屁股,40岁的老虎屁股,20岁的老虎屁股,该摸的都得摸,一万张大字报都不怕。
在“南方讲话”中,邓小平对时弊看得很透彻:“现在有一个问题,就是形式主义多。电视一打开,尽是会议,会议多,文章太长,讲话也太长,而且内容重复,新的语言并不很多。重复的话要讲,但要精简。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。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,多做少说。”邓小平还以自己为周恩来起草四届人大报告为例,现身说法:“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,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,我完成了任务。五千字不也是很管用吗?”
对于腐败问题,邓小平多次告诫:“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,不坚决刹住这股风,那么,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‘改变面貌’的问题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”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:“中国要出问题,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。”
情真意切: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,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”
邓小平选词造句,有时也善于古为今用。《诗经》中有“民亦劳止,讫可小康,惠此中国,以绥四方”的记载,在《礼记》中,“小康”成为仅次于“大同”的理想社会模式。1979年12月,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,较早使用了“小康”一词。在回答外宾“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意味着什么”时,邓小平说:“到20世纪末,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1000美元,算是小康水平。”此后,邓小平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“经过20年的时间达到小康水平”这一目标。
虽然没有写过纯粹的哲学长篇大论,但邓小平诸多言论同样充满哲理。“发展是硬道理”,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,“两手抓,两手都要硬”……这些论断无不闪烁着唯物论、辩证法等思想光芒。“一国两制”的提出,也可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。

◆1978年邓小平访日,在记者招待会上,诙谐雄辩,语惊四座。
邓小平的儿子曾说过:“他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有力。”有时候,“沉默”也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。美国知名作家、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:邓小平有一次被要求连写两三份检查,但指控者仍不满意,邓小平坚称说的都是实话,没有别的可说了。说罢,他“把腰杆一挺,直直地站在那里,不愿为此再费口舌”。邓小平此举,大有“任凭风吹雨打,我自岿然不动”的气概。
邓小平语言魅力更在于其情真意切。邓小平在1989年表示,“退休以后,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,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,可以上街走走,到处去参观一下”。常陪邓小平打桥牌的围棋高手聂卫平曾获封“棋圣”称号,邓小平看了证书后,意味深长地说:“圣人不好当啊!”谈到人生评价,他说,“我自己能够‘四六开’就不错了”。邓小平还表示:“希望能到香港走一走、看一看”,“凡是中华民族子孙,都希望中国能统一”,“我的生命是属于党、属于国家的”……在2013年修订出版的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(战争年代、“文革”岁月)图书封底上,有邓小平这样一句话: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,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”这正是这位饱经沧桑、力挽狂澜的历史老人的本真写照。
编辑|侯梦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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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审|项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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