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陈舜俞60天实地考察编撰的《庐山记》，完整宋刻本藏于日本被列为“国宝”，却在小说中引发了一场人性悲剧。
晒出我的一日三餐
嫂子丁玉娇为了救被关进大牢的老太爷张汝贤，来求小叔子张云旗把《庐山记》拿出来打点关系。
张云旗眼睛都不眨地撒谎，说书早被日本人藤田拿走了。
他还赌咒发誓：“我要是撒谎，天打五雷轰！ ”
话音刚落，藏在床头柜里的《庐山记》，“啪”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，用这种方式戳穿他的谎言。
可惜丁玉娇没在意，错过了救人的机会。
这本在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里出现了整整八次的古书，没被战火摧毁，没被乱世淹没，最后却要了张云旗的命。
张汝贤逃难时被抢得只剩一身破衣裳，他死死把书护在怀里。
在难民营里冻得发抖，怀里揣着的还是这本书。
孟万福接他出来，第一件事是给他买了个新箱子，把书妥妥帖帖放好。
张云旗第一次见这书，是他偷翻老太爷箱子。
满心以为能找到地契，结果翻出来几块破石头、旧布料，还有这本《庐山记》。
他当时就认定了，老太爷当命根子的东西，肯定是个宝贝。
这一偷，就再也没回头。
书到了他手里，彻底变了味。
从张汝贤怀里的“精神寄托”，变成了张云旗巴结日本人的“敲门砖”。
他请藤田来家吃饭，特意把书拿出来显摆。
藤田是什么人？
侵略者，也是文化掠夺者。
他一眼就看出这是好东西，爱不释手。
张云旗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：先吊着你，等房子卖给你，再拿书换更多好处。
书还是那本书，但在不同人手里，意义天差地别。
对张汝贤来说，书是尊严。
对张云旗来说，书是筹码，是随时可以交易的货物。
这本书最后一次彰显它的分量，是在文化人田家泰手里。
他拿出一本《庐山记》请张汝贤鉴赏，老太爷只瞥了一眼，便淡淡地说：这是仿的，我见过真的，那是世间孤本。
一句话，坐实了这本书“价值连城”的江湖地位。
连田家泰这样的体面人都不惜重金求购仿版，真迹有多珍贵，可想而知。
张云旗把它当个值钱的物件藏着掖着，想着奇货可居，却根本不懂它承载的文化重量。
他以为自己在和藤田做交易，用房子和古书换荣华富贵。
可他忘了，在侵略者眼里，他这样的人，从来就不是合作伙伴，只是一条用完即弃的狗。
藤田帮他拿到了房子，转头就一次次逼问《庐山记》的下落。
张云旗还想玩拖延战术，找各种借口搪塞。
他太天真了。
日军的手段，历史上写得明明白白。
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，有几个有好下场？
汪精卫手下的李士群，坏事做尽，最后被日本人毒死。
小汉奸蔡钓徒，更是被杀了直接埋进乱坟岗。
张云旗的结局，早就注定了。
藤田失去了耐心，派人把他抓走，严刑拷打，硬生生抢走了书。
重伤的张云旗像破麻袋一样被扔在街头，曾经和他一起算计的媳妇李淑媛，卷了家里最后一点钱，跑得无影无踪，连给他收尸都不愿意。
从头到尾，他都没真正拥有过那本《庐山记》。
他偷来了它，却从未理解它；他炫耀它，却因此招来杀身之祸；他把它当最后的底牌，这张牌却直接要了他的命。
历史上真实的《庐山记》，来头确实不小。
这本书最初由东晋高僧慧远所著，被称为中国山水游记的“祖师爷”。
到了北宋，一个叫陈舜俞的官员，花了六十天实地考察，编撰了更系统的五卷本《庐山记》。
陈舜俞是在反对青苗法被贬南康监税期间完成这本书的。
全书分五卷八篇，附《庐山纪略》一卷，包含总叙山水、山南、山行易览、古人留题、古碑目等内容。
编纂时参考九江图经、碑铭及耆老口述，对存疑处标注阙疑。
但这部书的命运多舛。
在国内流传的版本大多残缺不全。
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是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，只有三卷。
完整的宋代刻本，竟然藏在日本。
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南宋绍兴年间刊本，这是宋刊足本五卷，被列为“重要文化财”。
还有成篑堂文库藏宋刊抄配本。
近代学者罗振玉在日本发现足本，于1917年由上海罗氏影印日本高山寺藏本，使其重归国内学界。
2024年，滑红彬的《庐山记校笺》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这个版本以日本内阁文库藏宋刊足本为底本，校以成篑堂本、四库底本等，参考书籍多达210余种。
日本内阁文库作为日本重要的汉籍收藏机构，总藏书量54万册，其中汉籍约18.5万册。
宋刊本有29种，《庐山记》是其中之一。
截至2025年6月，内阁文库按经史子集丛五类公布数据，史部从2024年的3475册增加到3496册。
2025年7月，内阁文库公布了2026年计划要在线公开的古籍目录，汉籍计划公开534部共7106册。
北宋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，苏轼游庐山时就曾携带《庐山记》作为旅游指南。
书中记载的“虎溪三笑”典故，成为后世“三笑图”等艺术创作的蓝本。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赞扬此书“北宋地志，传世者稀”。
在小说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里，这本书出现了八次。
第一次是老太爷从老家出发，反复叮嘱这书比房契金条都珍贵。
第二次是逃难时遭遇抢劫，他拼死护住这本书。
第三次是孟万福在难民营找到他，老人衣衫褴褛却还抱着这本书。
张云旗盘算着要么把书卖高价，要么拿来抵黑三的高利贷，就是不肯老老实实交给藤田。
可他忘了，藤田这种侵略者，看上的东西怎么可能轻易放手？
历史上这种例子多了去了。
张云旗还以为自己能捞着好处，殊不知在藤田眼里，他不过是个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。
《庐山记》在剧里就像一面照妖镜。
照出了张汝贤“贫贱不能移”的文人风骨，也照出了张云旗蚀骨噬心的贪婪。
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，有人用生命守护文明的星火，有人却为了一点私利，心甘情愿地跪下。
这本书沉默地见证了这一切。
它被争夺，被觊觎，被当作工具，但它本身从未改变。
变的，是捧起它的那双手，是手主人心里的那点东西。
张云旗到死都在算计那本书能卖多少钱。
他永远不会懂，他偷走的，从来不是一本价值连城的孤本。
他偷走的，是自己的生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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